热衷于政党政治的宋教仁，以他出色的组织能力，推进国民党的成立，并且一度有望成为国会的多数派领袖。但是福兮祸之所依，在191年月0日，他正与黄兴辞别，准备搭车北上大展宏图之际，一颗子弹射进了他的胸膛。宋教仁被送进了沪宁铁路医院。子夜，他口授电文致电袁世凯，请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定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犹生。
两天后宋教仁逝世，年仅岁。袁世凯得知宋教仁死讯之后，一方面颁布命令盛加赞颂他，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居功甚伟；另一方面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立悬重赏，限期破案，按法重办凶手。
但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宋教仁逝世的第二天，上海一个名叫王阿发的古董商人，就向捕房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说是10天前，他到法租界文元坊一个老主顾黑道人物——应夔丞的家里去兜售古董，应夔丞却拿出了一张相片，要他“办”了此人，给予重赏。王阿发虽慕赏额，但无杀人的胆力，所以没有应允，而那张相片跟报纸上所登宋教仁的相片一样。当天夜晚，捕房在英租界迎春坊三弄的一家妓院拘捕了应夔丞，第二天清晨，又在应夔丞家里逮住了凶手武士英，并搜查出了一支五发手枪，枪膛里剩下的两颗子弹，跟宋教仁身上取出来的弹头完全一样。
找到了凶手并不惊人，惊人的是这凶手向上牵连，竟然还在他的家里搜出了应夔丞同袁世凯政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国务总理赵秉钧的往来密电本和电报，书信材料多件。案件公之于世之后，矛头直指袁世凯。虽然杀手武士英在4月日被毒杀灭口于狱中，而应夔丞也于7月5日劫狱逃亡，但袁世凯是否牵涉其中？已成为街头议论的热点。
不少国民党人强烈要求传讯赵秉钧，逮捕洪述祖，“严究主谋”，矛头直指袁世凯。而宋教仁的被杀和政党政治的破产，也使孙中山提出了“非去袁不可”的坚决主张，这表明南方国民党人同袁世凯和北洋集团的矛盾已公开激化到了刀枪相见的程度。
刺宋案让和平再无可能
191年1月，国会正式选举开始。尽管进步党方面有梁启超，但宋教仁实力更胜一筹。月两院大选结果揭晓，国民党得到9席，进步党得到席，国民党胜出，组阁之事已经提上日程。
月1日，宋教仁从湖南老家桃源出发，经长沙、武汉沿江而下，而后又到南京、杭州、上海，视察党务，宣传共和。这个时候的宋教仁可谓春风得意、志得意满。
月初，袁世凯发电邀请宋教仁“速赴北京，商讨国是”。临行前，宋教仁受到提醒，要他提防“些许小人”对他有“不测之危险”，但宋教仁本着调和南北关系的目的，并没有对此重视。月0日晚10时50分，黄兴、陈其美、廖仲恺等人在上海车站为宋教仁送行。宋教仁刚进入月台入口，枪响了。
宋教仁被送到医院，但失血过多，抢救无效。临终之际，宋教仁还在想着“共和理想”，他被抢救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黄兴给袁世凯发电：“北京袁大总统鉴：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宋教仁之死，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哀怨凄凉的政治悲剧。随着“刺宋案”的爆发，近代中国政坛两大政治力量，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再无妥协的可能，和平建国与宪法政治也走到了死胡同。革命党人将罪责安到了袁世凯的头上，认为他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由于赵秉钧和此案扑朔迷离的关系，袁世凯也难脱关系。加上袁世凯后来的行为，革命党人更认定袁世凯是共和的敌人，势必要跟他抗争到底了。
194年6月，革命党人在闸北地区买了一块墓地，将宋教仁安葬于此，于右任和康宝忠题语：“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呜呼！九原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于右任撰，康宝忠书，勒石宋教仁闸北墓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