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处理与其他党派的关系的时候，采取了排斥的态度，认为当时中国的“南北政府”是“一丘之貉”，主张中国共产党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的联系。
但在具体实践中中共也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191年1月，马林前往桂林，与孙中山三次长谈，确定推动国共两党合作。19年月7日，马林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但中共认为作为政党加入国民党将使中共的独立性丧失殆尽，中共赞成党外联盟的模式。
19年4月，陈独秀代表中共向维金斯基写信阐述中共对于加入国民党这种合作方式的反对意见，除了指出两党宗旨不同之外，还表示，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永无发展之机会。
19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与孙中山党外合作的设想，孙中山断然拒绝了。
孙中山认为革命必须只有一面旗帜，即“三民主义”，两党联合必须以国民党为主，必须以国民党为领导中心。此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回到中国，带来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要实行党内合作的指示。
8月底，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特别会议，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尊重共产国际的提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原则确定只要国民党能够按照民主原则改组，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
对于共产国际提出的合作方式，中共多数党员是不同意，双方因此争执不下，最后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这与马林的两党合作相似，但还是有本质区别，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后，自己的组织机构和部分党员独立于国民党之外，可以保持自身的发展壮大。
实践证明这种合作方式对于国共双方都是有利的，对革命也有利。但是这种方式短期、策略性强，也为双方合作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孙中山的联苏容共政策
孙中山对中国共产党与苏俄全新的认识是从19年年初，全国工人运动兴起的时候，并决议要与共产党合作。他说：“苏俄国力强盛，是当今社会主义大国，愿意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并赞助我们，可与为友。”
孙中山对共产党的心认识还表现在用人上，比如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给予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陈独秀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九委员之一，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之后，陈独秀又被指定为参议，林伯渠被指定为总务部副部长，张太雷则就任宣传部干事。
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及青年团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却占到了全体代表人数的10%。代表大会上新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中，跨党的中共党团员就占到了将近5%。在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为中共党员；在17名候补委员中，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为中共党员。同样，在会后设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跨党的中共党团员在一个秘书处和六个部中占据了两个部长（组织部、农民部）和三个实际为副部长的秘书（组织部、工人部、农民部）的席位，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决定设立一处八部，但调查部和军事部暂缓成立。秘书处及组织部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工人部秘书冯菊坡等为中共党员。同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里还取得了三分之一的发言权。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共三人，廖仲恺、戴季陶为国民党员，谭平山为中共党员。特别是把秘书处和组织部交给中共党员来负责，更显示出孙中山这时对两党间这种合作方式以及对中共作用的高度肯定态度。这种情况反过来也促使中共党团员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