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共有1个世居民族。丽江古城在南宋时期就初具规模，至今已有八、九百年的历史。大明朝时期，丽江古城称“大研厢”，因其居丽江坝子的中心区域，四面青山环绕，一片碧野之间绿水萦回，形似一块碧玉大砚，故而得名。
日落时分，一个由五十三辆豪华旅游大巴组成的车队在一辆悍马的引导下进城了，正如其他以大理为中转站，游览过大理美景晚上前来丽江过夜的旅游团一样，他们踏着夕阳的余辉入城。
不同的是，这个庞大的车队除了那辆悍马车进城了，其余三辆豪华旅游大巴并没在丽江城停留，穿城而过后一路向前，翻过一座大山，经过长江第一湾畔的石鼓小镇向老君山蜿蜒而去。
这不是来旅游的外地游客，而是提前返乡的外出务工人员。带队的正是尹长风在春城遇到的阿萍，车上的乘客都是这些天经她之手联系上的，经过说服愿意随她回家创业的来自黎明的外出务工青年男女。
家乡出去上大学的尹长风混出头来了，他要为自己的家乡父老乡亲们做点实事，他要想以自己的家乡为他彩云事业的起点，投资创办医药基地。在春城遇到阿萍后，他知道要想在家乡创业自己的基业，他必须将大量在外打工的年青人组织回去，否则连最基本的劳动力都没了，他想做的事也做不成，家乡人还是得继续背井离乡外出务工。
这些年，山区年青人和许多青壮劳力外出打工的很多，许多村子里留下的都是年纪大一些的老人，还有正上学的年纪小的孩子，当然，更有夫妻双方留下一个在家务农的顺便照顾家里农活和家人的。
他们有一个时髦的称号——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当然了，也有一些特殊点的留守老公。“留守”这个词汇也从最初的特指出洋家庭留在国内的那些人身上转移到农村人家身上。
这种情况不是个案，从全国大环境来分析，自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由乡下向城市流动。每年春节前后的汹涌的民工潮，许多人看到的只是农民工兄弟姐妹从城市里赚到钱回家的喜悦和笑脸，更是在抱怨这些外出务工人员造成的春运压力，让城里人出行都不方便了。
但是，他们并不了解民工潮背后的故事，并不了解其中的艰酸与无奈！
随着近年来许多有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的报道出现，由此带来的农村留守人口现象自新世纪以来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在城市与乡村的分隔之下，一面是城市务工人员在生存和现金收入压力下的艰辛劳作、坎坷谋生；另一面是他们留守农村的家人，他们同样沉重而苦涩的生活现实。
亲人的分离和家庭生计的维系，使留守村庄的儿童、妇女和老人的生活承受了深刻的变化与负担。中国农村留守人群之痛，实则是现代化之殇。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父母外出务工，虽然说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家庭生计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然而，家庭生活的变动给留守儿童的生活照料、学习表现、内心情感等方面带来的是更深层次的负面影响。父母监护的缺乏、现有监护的不力，让部分留守儿童在生活中面临安全无保、学业失助、品行失调等成长风险和隐患。
对于留守妇女，她们独自肩负着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生产劳动和家庭抚养、赡养责任，承受着多重生活压力。“劳动强度高”、“精神负担重”、“缺乏安全感”是留守妇女生活的真实写照。
沉重的劳动负担和家庭负担使留守妇女不堪重负，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影响。同时，由于夫妻二人拥有不同的生活世界，在知识、信息、观念、价值观等方面也逐渐显现出差异。流动与留守造成的长期夫妻分离，使得婚姻应有的一些功能很难实现，夫妻生活的不和谐使得他们的婚姻存在很多潜在问题。
此外，随着承担主要赡养义务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长期的两地分离使得外出子女无法为留守父母提供经常性的照料和关怀，家庭养老的基础受到了动摇，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留守老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
同时，由于子女的外出，农业生产、照看孙辈、人情往来等重负都压到了留守老人身上，导致很多留守老人的生活处境令人堪忧。而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尚不健全，对留守老人的养老保障能力十分微弱。社会转型伴生的人口老龄化、家庭核心化和小型化、价值观念的改变等，又进一步增加了留守老人获取养老资源的难度，使留守老人的养老面临更大挑战。
针对农村留守人口的产生，通常的解释是：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这不仅推动了城乡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户生计水平。
借用经济学者的话语，乡城迁移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它是农村家庭在进行权衡计算之后理性选择的结果。与此同时，城乡二元体制壁垒使农村人口难以实现举家迁移，留守人口的出现是家庭为实现收入最大化而做出的权宜性决策。经济人假说倾向于将农村劳动力流动与留守人口现象归结为个体理性和自主选择的结果，归结为家庭的微观经济行为与决策。
然而，农村留守群体沉重的生活现实果真是家庭自主选择的结果吗？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农村留守群体的产生，其根本在于以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和商品化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对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空间产生的巨大挤压，是以农村家庭幸福为代价来汲取乡村资源、实现现代化经济增长的结果。
新中国六十多年来的发展过程，历来都是向农村索取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剩余和资源：建国初期，我们是以统购统销和价格剪刀差的方式将农业剩余转移到城市工业；改革开放后，我们又是通过城乡壁垒的松动和对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将农业劳动力引向城市，以便“现代部门”能够以廉价的工资水平获得劳动力的大量供给。
农村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作为工业化所必需的粮食、原材料和劳动力的输出地，以及工业部门摆脱危机时的产品倾销市场。在资源被转向城市的同时，传统的农村也愈加受到商品化的侵蚀与挤压，巨大的货币压力迫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得不忍受亲人分离之痛，到城市去寻找谋生之路，而留守乡村的妇女、儿童和老人也不得不背负着同样沉重的身心压力。
这几年，随着社会对留守问题报道的增多，留守人群的生活状况也开始引发了社会的关注的思考。当然了，这些深层次的东西是社会学家考虑的事，那是他们的工作。以尹长风有限的人生阅历是不可能去关心，去思考这些问题的，他只是本能地考虑自己想做的事，而阿萍她们这些大山里外出务工的女孩子，男孩子在外也干不了什么好工作，大家一拍即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