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统治者在建立国家行政职能的同时，就规定了刑法。
远古朝代都没有宪法一说，而是称为王法。王者，皇帝，一群封建统治者，它个人，私人，找一群文官，文人所建立的法规......
近代历史上的君主立宪，是为了确立自己的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绝对性。
古时候的刑法，是确立处置罪人，打压叛逆，拱卫皇权所确立的一种制度，称为处罚罪人之法，原本这是为了惩恶扬善而为之的。
所以历来的刑罚，我们从上面可以列举出几十近百种。
它由各种屠夫，酷吏，小人，奸臣......不断的创新与发明，修改和变革出各种刑具，行刑的手法，其规则，过程，都不尽相同。
但是最终的目的，就是残酷镇压民众，打压不支持和反对王朝统治的所有人，还不容你辩解。
从春秋战国之前，华夏历史就事实已经开始这种酷刑风尚，只要存在有王权，就不缺少其酷刑的存在。这是套装彰显，也是一个必须。
历史上的元朝时代，其刑法的最大特点是宽刑慎法。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就曾公开宣示臣下：“人命至重，悔将何及，朕实哀矜。”
并在当时着重提出，个官府以宽刑慎法作为元朝刑法的指导思想：“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对再三，果实而后罪之。”与唐宋相比，元朝刑法放宽了许多，是中国法制史上的巨大进步。
元朝对犯罪处罚的主要手段也是参照宋朝刑法，保留只有笞、杖、徒、流、死五种。
而且在具体实行这五种刑罚手段时，其司法机关也格外慎重。
《元史》对此评价是“盖古者以墨、劓、剕、宫、大辟为五刑，后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备五刑之数。元因之，更用轻典，盖亦仁矣。”
当时研究元代历史的美国学者杰克?威泽弗德也评价说：“忽必烈全面建立了一套比宋朝更稳定的刑法体系，它也要比宋律更温和、更人道。”
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对于乱施酷刑，元朝中央政府是大力禁止的。
从这一点来论，成吉思汗的后人都秉承了道家的思想，以德服人为核心。
自然，地方官也有胡乱作为，乱搞刑求冤狱的，这种糜烂腐败的官僚直到满清民国也没有杜绝干净。
当时在蒙元帝国时期，统治者能想到宽松刑法，这本身就很明智。
其实管理国家，主要是因势利导，振兴经济，适应民风，传承民俗文化为核心。
即使封建帝皇，它亦不过是想保有自己统治的地位，一贯的拥有高高在上的权力。
但是这世界是很公平的。
想拥有得多，你就得付出得更多。
不劳而获的人，这世界并不允许存在。
这就是生存的法则，自然界运行物质本源的大道规则。
所以，我铁木真在终南山终于学到了什么叫道之本源，人之根本的奥义。
丘处机亦不是真神，但是他明白民众才是推动自然经济，产生民族财富的根本。
历来的统治者，不懂得什么叫“民为贵，君为轻。”
他们只是道听同说，从来不真心的求解，前一刻它们还在装着要体恤人民，下一刻就欺男霸女，搞起了乌烟瘴气......
这不是人......这是不听教诲的一群牲口。
最终刑罚还是要处罚在罪人的肉体之上。但是我们人类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弟，如何引导自己的学徒去学好做人，这本身就是华夏历史，也是世界人类历史一直在探寻的一个问题。
如何教育人的问题，它亦是一门科学。
所以古代的私塾先生都是被学生家长，配备一条戒尺的。即使皇帝指派给太子的太傅，他也会被皇帝赐予一根戒尺。
不过会是玉石的，不会是真的用来打皇子的东西。这给予的是一种威信，是一种权力，和一种信任。
“戒尺”很多人都知道是一种惩罚人体的工具。它是用来责打的，是古代公堂上，“板子”的无限缩小型。
但是我们翻开历史的过去，我找到两种解释，其一是指佛教的一种法器。
“戒尺”也叫做“尺”，它是用两只木块制成的。
一般为竹制戒尺，两木一仰一俯。
仰者在下，长七寸六分、厚六分、阔一寸分余，下面四边有缕面。
俯者在上，长七寸四分、厚五分余、阔一寸，上面四边有缕面。上木正中竖安木钮一只，钮长二寸五分、高七分，捉钮敲击下木。
这种“尺”，是在“皈依、剃度、传戒、说法”，以及“瑜伽焰口施食”等等的仪节中使用的。
它是一种象征，并不是肉刑的工具。
但是随着历史的推演，近代历史，僧伽们所用的“尺”，已大有改变。
比较常见的，多半是用一条木块，敲击几案而已。
其木块长约台尺四五寸、宽厚各约一寸一分。
这自然不是我所说的那种“戒尺”。而更像是宋朝开始，具有的公堂镇纸用的木头“惊堂木”。
事实上“惊堂木”原本使用的是镇纸的木方，毕竟它好用，顺手拿来就能制造很大声响......于是在公堂审理案子时，官老爷啪啪的拍起来，很有点作用，后来西方世界演变为拍卖的“击锤”，法官后来也用这种“击锤”来定案了。
我所说的，应是“戒尺”的另一种解释：“旧时私塾先生对学生施行体罚所用的木板。”
晚清以来，随着西学、新学的兴起，传统学问在新式学堂里逐渐式微，尤其是随着一九零五年废除已有千年历史的科举制度，私塾制度以及塾师亦退出了历史舞台，随之而去的，自然还有莘莘学子们无法忘怀的“戒尺”。
以往的老师桌上，放着一根两指阔的竹板，考问学生题目，一想不起来，就要挨一下打，......半本书背下来，手掌被打得红亮发肿，有半寸高。
“戒尺”这个名字起得好，“戒”，警戒，惩戒；“尺”，尺度，标尺，标准。这些正是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必需的，没有规矩，难成方圆嘛。华夏历史中，不少伟大的人物，博学之士，甚至于皇帝的帝师都尝到过戒尺击打的滋味。
戒尺早期它是干什么用的？它系如何演变而来？我们古人都没有对此物的来由，具备细致的描述。。
就像我说的惊堂木，戒尺只能推断，也是用早期古人压纸卷的木条，镇纸木，逐渐的演变而来的。
鲁迅的启蒙老师，寿镜吾老先生，是一个博学而又极为严厉的人，在他的三味书屋里，有戒尺，还有罚学子跪的规则，但是都不常用。
这意味着严师出高徒。
古代的武者，传授学徒时都是体罚。不过是罚提水，像是少林寺1棍僧一样，可以训练臂力。
罚劈柴，这样可以长久训练出武生的劈斩之力。罚站蹲——马扎、蹲步，训练腰部腿部的耐力。
自然很顽固，不听师训的学徒，也会被打屁股的。
不过这种责打，一半是教诲，不会打得几天不能坐凳子。
至于私塾先生教学生，更不会狠打臀部了。
魏巍在上课时做小动作，蔡芸芝先生手里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他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了石板边上，大伙笑了，蔡老师也笑了。其实这是一种警告，老师很疼爱学生，他知错了就可以了。
刘墉的孙子自己拿出“家法”，请爷爷“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看来这戒尺的使用还真的有些讲究。
它并不是非用不可的东西，今天的人不用它自有不用它的道理。
我们现代社会的教育，一直有一个问题，很多老师都问过别人，别人也问过这个问题，教育学生和孩子时，对犯错的孩子到底能不能“打”呢？
其实随着历史文明的变迁，做教师的首先要有师“德”。
一个教师的威信绝不是靠“打”出来的。
“打”或许是一种古老的教育方法，但绝对不是最好的方法。
孩子就象桑园里的小桑树，只有耐心地培育，精心的呵护，不让它歪曲，才能成材。
如果我们人类处理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打”，那至少说明我们本身缺乏爱心，也不具备说教别人的资格。
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对黎民百姓不讲道理，能轮起残酷刑法的“大板”狠狠的打下去么？
教育是一种责任，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我们自己不看书，不懂得做人道理，首先我们要处罚和责打的，系自己的卑俗。
当然，你们成天看手机低俗虚假信息，议论别人生活庸俗琐事，玩浪费时间的手机游戏，那不是该打，是命该悲催的事实。毕竟年轻人大好的时间，你都事实浪费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