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作家尚建国茅奖入围长篇小说《文化商人》
○ 周 航
我们所处的无疑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中国三十年多来的变化，无论是从历时还是从全球化背景来看，都堪称千年之变。其中的“变”，最为明显的莫过于中国各地正日渐沐浴于土地黄昏的余辉之中，也即，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加速的环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学就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当下的文学正好能够真实地反映这个时代的巨大变化。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来作整体观照，如果真的存在乡村书写和城市书写这两条主线的话，那么乡村书写是浓抹重彩的，而城市书写则相对显得贫弱。不过，这种情形自进入21世纪以来在很大程度上业已改善。无论是在题材领域还是人性开掘深度的层面上，城市书写都借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东风，正以加速度的态势前行。在如此语境之下来谈论尚建国的长篇小说《文化商人》（作家出版社2012年）才会更有意义。
京城世纪文化公司老总、策划大师何志成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作为商人和学者的他混迹于京城无数文化公司中而一枝独秀。然而诸如副总叛逃、情感纠葛、内奸潜伏、公司沉浮等一系列变数，使何志成的事业危机四伏，也使深陷其中的诸多角色浮现人性蜕变的动态轨迹。小说读来令人气息难定，故事扑朔迷离之下，一个城市万花筒的内景以及对文化产业发展内幕的揭示，则在读者眼前旋转周折而异彩纷呈。
《文化商人》选题独特有效、情节引人入胜，是当代城市书写的一次升华。
之所以说《文化商人》选题独特而有效，一是因为之前的小说创作极少出现类似于学者兼商人的何志成这类人物形象，二是因为小说以揭示京城文化产业内幕为背景。学者兼商人，也即一定意义上的儒商，在中国历来并不鲜见。譬如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就是名垂千秋的儒商，他不仅是汉人信奉的财神，还倡导诚信经商，给后世留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我们能否把他当作中国儒商的源头？从这个层面上说，《文化商人》里的何志成，实质上就是儒商传统的延续者，他的作为也就是对中国儒商精神血脉的传承。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末杜光辉《商道》中的丁力柱形象是对商道精神的呼唤的话，那么何志成则是对这一精神在现实生活和城市环境中的具体实践和实现。何志成以一个象征性强烈的文化人身份出场，他与时俱进地融入当下，并伴随着文化产业和个人人格的成长与蜕变。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颇具创造性的人物形象，只有把何志成放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才可真正地评估他的独特性。然而，他的独特性又不可分割地与文化产业联系起来，因为文化产业与时代性密不可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至今，其实已经过渡到后工业信息时代，反映中国社会的转型不仅仅是呈现城乡之间的矛盾，同样也体现在产业内部的调整和演化上。社会变革发展内在的递进性和当下性在《文化商人》中有十分适时和深刻的反映，它将留下这个时代发展进程中的鲜明印迹。这是我为何评定这部小说的选题独特而有效的原因所在，他大大丰富了城市书写的内涵，推动了城市书写并延拓了另一种可能性。
小说无疑十分重视故事性。一部小说的成功，人物的成功塑造是一个显在标志，而人物的成功与否又往往与故事情节的精巧设置密不可分。何志成能给读者留下深刻记忆，这与小说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一波三折、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直接相关。何志成与杜鹃红、张莺母女、李香、康继美、钱莉莉等女性的情感纠葛，与王京都、巴西宁等合伙人阴晴不定的关系造势，与商业对手以及“内鬼”朱明明、杭红梅等人的明暗争斗，以及与自己心灵搏斗的挣扎，都无不是波澜壮阔和九曲回环的。正如莫言自称为一个讲故事的人，尚建国也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只不过，他的故事极有可能是他亲身经历之后的虚构与升华，他是现实主义的故事高手，不虚幻，不浮夸，他的故事具有坚厚的现实生活基础。读者读到书中的一些故事，无不感同身受般体验到某种现场的切骨感。《文化商人》接地气的都市故事，充满了历史的现场感，无异于留下了一幅幅历史的存照。而且，这些故事的场景游移于北京、深圳和武汉等能够代表中国城市的宏观地域之间，而具体情节又主要穿插于北京的街面巷里、世纪公司、人民大会堂、浩然居酒店、京辉大酒店，甚至是偶然有别于大都市的菊花岛、金玉岛之间，从而使得故事发生的背景真实可信而错落有致。其中，文化人内心的冲撞，商战、情战的交汇，社会事件的频繁涌现，这些都能让读者感觉到不仅仅是故事，而是人生人性的大汇演，是作家本人和诸多人物的真实写照。
《文化商人》作为一部成功的城市书写之作，其升华性还体现在对美好人性的呈现和吁求上。我们可以将这部小说拆分成过程来理解：文→化→商→人，“文”是这部小说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化”是动词，“商”是对象和过程，“人”是目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旨归。无论这部小说如何地文化、城市和商业，对美好人性的礼赞和追求都是使这部小说能够成功的主因所在。作者这一精神动力又全寄寓在灵魂人物何志成身上。
何志成的个人魅力集中体现在他的儒商精神上。以德报怨、锐意进取、不轻言放弃、有自省精神、诚信务实、重情重义等等，这些都堪称中华传统美德，在当今世俗、庸俗和道德秩序混乱的商业大流中显得难能可贵。时代的洪流和个人道德底线在何志成身上得以平行推进和彰显，二者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冲撞和偏离，利欲没有埋葬义心。对曾经搭救过的副总王京都叛逃的态度，在公司异常困难之下为另一个副总巴西宁还巨债，对情人钱莉莉出走后的焦急痛心，对刘海英老公的慷慨相助……何志成的儒商义举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尽管他人在商界，有些事也采取了阴谋式的非常手段，比如*王京都之妻康继美以获取情报，但都是在可谅解的范围内，毕竟险恶的商场如战场。如果何志成没有一定的经商手腕，他在商场也必将毫无立锥之地，那么小说也难以取信于人。
商场亦情场，商道亦人道。小说对人性美的弘扬还体现在何志成对理想化爱情的追求上。小说并没有概念化地塑造何志成这一形象，他并非不近女色，并非麻木呆板。在复杂的商界环境和欲望现实之中，他也有七情六欲，比如与康继美、钱莉莉的肉体接触，虽各有缘由，却难以推卸为人不尊的道德责任。然而，小说要告诉读者的并非止步于此。“蝴蝶兰”情结不仅是对何志成的煎熬，同时也是他理想化美好人性追求的的意象集结。他爱上了早期恋人张娟娟（张兰）之女张莺，但多少年来对张娟娟的刻骨铭心的爱，让他在母女二人之间难以取舍。小说在此适时做出合理的安排，而且也从极度矛盾和备受煎熬的张莺身上将人性之美伸张高举。张莺的主动退出不仅化解了她与何志成之间的矛盾，也让何志成的理想化爱情最终得以实现。
人性美的弘扬其实还体现在其他人物身上，比如几乎可以作为反面人物来理解的王京都，在他被判处死刑后的遗嘱上，他要将肾脏捐给患尿毒症的何志成的弟弟何志坚。与此类似的情节，在小说中还有很多，这些可谓作者在创作小说过程当中贯注内心的另一条精神姿态主线。
《文化商人》洋洋数十万言，故事精彩，叙事紧凑，内涵丰富，精神内核昭然，然而对其的解读仍有其他多种可能性。比如北漂一族王京都的人性变异，情爱的复杂性，文化产业的社会学认识，文化和商业的关系，城市书写的深化等等问题，这些都可以在小说中找到深重的痕迹，也值得对小说再作深入的探讨。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否定这部小说的价值，我们依稀可听到由它发出的那一声城市书写拔节的脆响，以及在这个物欲社会美好人性的呢喃。
（作家尚建国长篇小说《文化商人》（作家出版社出版）已入围茅盾文学奖）
作者简介：周航，文学博士后，重庆某高校副教授。鲁迅文学院第26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
通联：重庆市涪陵区李渡聚龙大道98号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 408100 周航
554018820@qq.（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