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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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恼怒于田弘遇的不知好歹，想要惩治他，却又不知道如何下手，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削弱田弘遇的权柄，在如今皇权跟宗亲勋贵集团尖锐对抗的非常时期，皇帝对于自己这个岳父也不能听之任之下去了。
毫不客气地说，自打田秀英嫁给皇帝之后，田弘遇便一路平步青云，权势跟地位在短时间内达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地步——麾下统领着超过两百艘战船，数万件各型火器、火炮，已经整个北中国的海贸特权，虽然田弘遇不可能真的亲力亲为，在北中国海疆从事海上贸易，但他至少可以许可商人们从事海上贸易，并从中收取许可费、保护费等等，这是何其庞大的一笔收入？
可以说有明以来，他田弘遇是最有权有势的外戚了。
不过老实说田弘遇的根基很脆弱，他的底子仅仅是皇帝的信任，无论是朝堂之上的关系，还是个人能力都不孚众望。这几年即便有皇帝袒护，田弘遇仍旧被各道御史、六部给事中找各种理由弹劾，他田弘遇俨然已经成了天启朝仅次于魏忠贤、高起潜的大奸臣，大佞臣了。
既然他根基薄弱，那么惩处起来副作用也微不足道。
但是为了保全皇室的颜面，这种分裂绝不能公之于众，所以皇帝只能采取一种委婉的惩处方式，譬如分化田弘遇的辽东水师，就像在陆地上组建关宁军第二镇那样。
而且皇帝还有一个天经地义的理由：澎湖事件。
这个事件发生在一年前，荷兰人的舰队侵占了澎湖列岛，并且击败了明朝的水师部队。明朝的水师力量在永乐朝达到了巅峰，随即一路下滑，虽然在嘉靖朝跟万历朝也有过不俗的表现，但都已是江河日下。到了天启朝，大明朝的水师力量已经衰弱极了，压根没有军队的样子，更多的职责仅是打击海盗而已，除了在渤海湾担任军事任务的辽东水师以外，大明朝其余地方水师的拨款已经微薄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别说盔甲武器老旧，就连战舰也都腐朽在了港口内，水师官兵们只能靠这些船打鱼、贩鱼勉强维持生活。
所以刚一开始跟荷兰舰队交手的时候，明朝的水师自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件事传到朝廷，打肯定是要打的，但明廷苦于没有兵饷也没有舰队，便只能要求广东跟福建地方严加防范，等候朝廷腾出手来。当时辽东正在打仗，明帝国实在分身乏术。事实上即便是在原来的历史中，明帝国也是在天启四年的时候才腾出手来，由福建巡抚南居益平定了澎湖，并活捉了荷兰舰队的首领高律文。
但现在的历史早已改变，第一跟原来的历史不同，皇帝较为亲近泰西人，非但容忍泰西人开办书院，还雇佣泰西士兵打仗；第二跟原来的历史不同，皇帝命令熊文灿开海，重整市舶司，打破了海禁。对于荷兰人来说，叩开中国的商贸大门才是重中之重，对于强盛的中国，他们并没有领土上的要求。所以在侵占了澎湖列岛以后，荷兰人借口说是他们的船只受到了风浪的侵蚀，所以暂时停靠在澎湖列岛修正，并对澎湖列岛上的居民秋毫无犯。为了表示诚意，他们甚至愿意支付报酬，租用澎湖列岛。
可事实上他们的舰队却是封锁了漳州港口，令驻扎在福建的明朝水师舰队无法出港作战，并且荷兰舰队的气焰极其嚣张，在广东、福建沿海多地烧杀劫掠，无恶不作。
虽然对荷兰人的狼子野心心知肚明，但是出于军事政治等多方面的考量，明廷还是愿意跟这支荷兰舰队虚与委蛇，这件事一拖再拖，便从天启二年拖到了天启三年。现在辽东大战告一段落，国内国外的形势趋于好转，皇帝总算是腾出手来了。
皇帝决定将辽东水师一分为二，一部分仍由田弘遇统辖，驻守在觉华岛，而另一部分则由登莱总兵官沈有容统领，驻扎在登州港内。然后从两人之中择其一南下跟荷兰人开战。
话说这个沈有容乃是一员宿将，他乃是万历初年的将领，一生南征北战，在朝鲜打过日本人，在台湾打过日本人，在闽浙沿海也打过日本人。除了跟日本人死磕以外，沈有容也曾在台湾跟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交过手，并且从无败绩。现在沈有容六十六岁高龄，任职登莱，备战女真，可以说这位老将军跟明末大时代所有朝廷的宿敌都交过手。沈有容从军四十多年，其中又四分之三的时间都驻扎在东南各省，戍卫海疆，一生常胜，颇有威望。
只可惜他太过年迈，生不逢时。
皇帝也为此人感到惋惜。已经六十多岁了，想来也没有多少时间了，那么不如就把这一仗交给他打好了。
皇帝一纸诏令分割了田弘遇二分之一的兵权，至于田弘遇能否从这道诏令中嗅到危险的政治信号，并且从此以后，
行为有所收敛或者干脆跟那帮子勋贵宗亲一刀两断，那就要看田弘遇的造化了。
拜将沈有容之后，皇帝特意从泰西人开办的书院中，挑选了几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作为荷兰问题专家，送给了沈有容，并命令沈有容尽早开拔，收复澎湖。另外，皇帝将王在晋从辽务司调离，改任闽浙总督。
这是朝廷除了四川总督以外的第二位总督官。不过跟四川总督相比，闽浙总督可以追溯到嘉靖朝，当时朝廷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的倭寇，设置了闽浙总督一职，但随着倭寇被平定，也就狡兔死走狗烹了。要知道总督官较之于各省巡抚，拥有着几乎压倒性的权力，这种权力对于朝廷的中央集权始终是个威胁，当地方上的事情绥靖以后，总督的官职被免除，也在情理之中。
王在晋算是皇帝一手提拔的心腹，在任职兵部侍郎及辽务司郎中前，王在晋跟沈有容的资历很像，都是在东南沿海一带任职，区别只是沈有容任武官，王在晋任文职。所以王在晋对东南的形势还是有相当了解的，对那边的局面、人员也都熟络，他的才干也在任职辽务司的时候得到了检验，所以皇帝任用王在晋还是很放心的。
皇帝在打发王在晋赶赴福建前，还特意同他面谈了好久。此去东南，王在晋肩负着极大的责任，当然表面上他的工作仅仅是配合沈有容收复澎湖。可假如仅仅是为了这么一战，就恢复闽浙总督这么强势的一个官职，未免小题大做。所以皇帝明确的给了王在晋三个任务。
近期的任务是协调配合闽浙各地民政、军政要务，有力的支持沈有容打仗，必要的时候，可以将福建巡抚南居益以及熊文灿市舶司的舰队都调拨给沈有容指挥。
中期的任务是协调配合闽浙各地，帮助熊文灿弹压地方，组建市舶司，征收关税。
远期的任务是重新丈量闽浙各地的土地，并普查人口将各地地主、士绅、权贵们兼并、侵吞的土地都给翻出来，并将那些被隐匿或被拘役的人丁解放出来。以备下一步的财政改革之需。
这种土地改革在山东已经初现端倪，虽然山东的土地改革略显粗糙，极不成熟，但是皇帝已经准备委任一个得力的人手接替赵颜的位子，将山东的土地改革进行到底，没了鲁王一系宗亲的阻挠，山东的土地改革是较为轻松的。另外，汪文言在河南也正在着手进行土地改革，只是大半年过去了，汪文言似乎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这令皇帝有些质疑他当初从东林党那边倒戈过来的原因了。
王在晋对于前两个任务答应的爽快，对于最后一个任务则显得有些支支吾吾，不过在皇帝的坚持之下，他只能服软。
皇帝相信有王在晋的协调，以及沈有容、熊文灿和南居益三方的水师力量的集合，定能迅速击败荷兰舰队，收复澎湖。到时候挟大胜之威望，皇帝大可让王在晋整编三支水师，组建一支明朝版的福建水师，有如此强大的一支水师舰队在，无论是震慑四夷，还是给王在晋撑门面，给他壮胆子，都是最有力的支撑。
此间事了，皇帝又将注意力投向西南，从天启元年开始用兵，现在那里已经打了两年多了，孙承宗平叛的对象也从奢崇明，变成了安邦彦。战场也从四川发展到了贵州。好消息是两年多来，西南用兵没有花费朝廷一粒米，一两银，而且四川境内的情况也基本绥靖，奢氏部落的势力一落千丈。坏消息是，比奢氏部落更难缠，势力也更大，在当地威望也最深的安氏部落也反叛了朝廷，并一度将贵州境内的官兵打的溃不成军。当然，西南用兵之所以没有让朝廷再调拨粮饷的代价就是川贵两地的赋税都被孙承宗截留，充作了兵饷。
为了应对糜烂的西南局势，皇帝没有一味的责怪孙承宗，他反而还升了孙承宗的官，从原来的川省总督，做到了川贵总督的位子。
川省本就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省，现在又多了一个贵州，孙承宗的权势可谓是达到了足以裂土封疆的地步，朝堂上下因此也多了不少居心叵测的声音。
孙承宗也感到自己正被架在火上烤，数次劝说皇帝惩处他，或者削弱他手中的权力。但皇帝不这么想，他见孙承宗如此识趣，便越发的肯定孙承宗忠心耿耿。
西南的乱局虽然愈演愈烈，但总体的形式还是一片大好，因为凭借着战乱，皇帝正好实施新政，进行改革。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皇帝逼迫着孙承宗在川贵两地同时进行内政改革，才致使叛军的气焰如此嚣张。皇帝在经济方面的改革触动了川贵两地士绅及部落首领的利益，所以他们团结起来，对抗官兵，甚至有不少朝廷方面的官员给安邦彦通风报信，就是为了让官兵深陷泥潭，无力对他们下手，夺他们手中的土地，逼着他们多交税负。
孙承
宗曾多次表示川贵两地的内政改革暂可放缓，但皇帝不以为意。若是放在一年多前，皇帝或许会考虑一二，但现在皇帝手中有太多牌可打：一来财政方面的压力得到了缓解，经过近三年来的局部改革，明王朝的财政税收每岁已经达到近一千万两，皇帝私人的收入大概也在一千万两左右，如此每岁高达两千万两的财政收入，足以应付关外的军事威胁，所以皇帝对于孙承宗手里的那支新军并无太过迫切的需要。二来军事方面涌现了关宁军、京营兵等新的精锐之师，足以跟女真抗衡。三来外交方面朝廷拉拢到了恭顺汗的察哈尔部落，以致于占尽了优势。
在如此多方因素的促成之下，皇帝的腰杆子也硬了起来，对于西南各省的官僚士绅采取了一种绝不手软的态度，在骆思恭的秘密战线的帮助下，孙承宗这两年砍杀了数以千计私通安氏部落的士绅官僚，整个西南官场都血流成河！
这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由于西南官场空缺太多，朝廷便将天启二年恩科中试的许多士子分配到了西南做官。原本天启二年因为开了三恩科的缘故录取了比往年多得多的后备官员，但是由于孙承宗跟骆思恭在西南官场大肆屠戮不法官员，以致于这部分士子，得以有官可做。
不过对于这批士子来说到西南做官可是个彻头彻尾的苦差事。
原本西南各省就是有名的穷省份，乃至在明朝初期，流放犯人都会选择西南各地。正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没人愿意待在西南各省，因为没有足够的油水可捞。
另外，现如今西南各地战争连连，到了西南做官，可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即便不死在叛军手里，也难免被孙承宗或是骆思恭抓住小辫。
所以大部分士子都各种找关系，使银子，希望吏部的上司们不要将自己打法到西南去。但是在这股潮流中，偏偏有人反其道而行之，求着走门路去西南任职。譬如一些三恩科中试的士子，一这些人的文史功底，肯定是考不上进士的，但由于恩科的缘故，他们被皇帝高看一眼，假如他们愿意出西南任职，皇帝便将他们的出身提升到同进士出身这一档次，如此以来他们日后就是正儿八经的进士了！
为了进士的出身，为了变成官员，这些原本没有资历的士子纷纷到吏部要求赶往西南任职。另外还有一部分有志之士，即便过了科举，已经有了进士的出身，甚至有些已经被派往各地任职的天启二年中试的士子，也要求改任西南，这其中就有卢象升。
天启二年乃是天启皇帝即位以来，第一次恩科，也是迄今为止第一次恩科，所以对这一届的进士，皇帝特别关照，事实上按照惯例，这一届的官员跟皇帝也有着特别的关系。再一个就是出于鼓励大明官员援助西南的考虑，皇帝破格接见了卢象升。
对于这个卢象升，皇帝还是印象深刻的，当然这种影响并非是出于历史知识，皇帝上辈子不学无术，对于“卢阎王”的大名并不甚为了解。之所以记忆深刻，实在是因为上一次殿试的时候，卢象升当着全体士子的面，弹劾了魏忠贤。
那正是因为那一次，卢象升成了文官集团们眼中的英雄，也相应的成了魏忠贤的眼中钉，肉中刺。在魏忠贤的影响下，卢象升被吏部派到甘肃省的一个小县城任知县去了，若是没有意外，在魏忠贤的授意下，卢象升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回来了。但是卢象升抓住了机遇，或者说在文官集团的集体运作下，卢象升再一次出现在了京城，并且以一种令皇帝十分赏识的姿势回到了京城，并且顺利的得到了皇帝的接见。
再次相见，卢象升显得成熟稳重了许多，无论是礼仪、举止还是谈吐，卢象升的表现都可圈可点，由此可见，他的确被魏忠贤整惨了，吃了不少苦，也增长了不少本领。
“西南那地方人人都唯恐避之不及，唯独你自告奋勇，却是为何？”皇帝问道。
卢象升答道：“如今国家正值多事之秋，热血男儿无不想着报效朝廷，臣下定决心投笔从戎，替皇上收拾山河，讨伐不臣。”
皇帝点了点头：“好啊，亏你有心。”顿了顿，“所以说此次你不愿意做文臣？”
卢象升坚定的答道：“臣当初中了兵科，对于行军打仗，也有一套心得，假如皇上不弃，臣愿意替皇上领一军，到孙阁老帐下，听候差遣。”
皇帝大喜：“有明以来，贵文贱武，偏偏你卢象升不以武夫卑鄙，甘愿投身行伍，好啊，你是个很好的模范，朕会成全你的。”
皇帝如卢象升所愿，给了他在孙承宗帐下效力的机会，并且让温体仁对卢象升投笔从戎的事迹大肆渲染，以求唤醒更多文臣、士大夫心中的骨气、血性，用以鼓励更多的人才走向军队，投身行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