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的毛泽东呢？他正在为明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劳神。开始，他和张闻天、王稼祥等与会者碰了头，对明天会议的内容交换了看法。但是，当毛泽东回到自己的住处之后，他又感到黎平会议不可能解决那么多的问题，尤其是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这是因为，他自赣南会议以来，有三年多的时间被排除在核心领导之外了。在这三年多身处逆境的时间，他完成了政治家所必需的“修身养性”的阶段，感悟到了许多的人生哲理。同时，也真正懂得了“审时度势”对一位政治家来说是何等的重要！他思来想去，又回到了那句老话上去了：“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他认为只有接着通道会议的题目往下做文章：继续讨论红军下一步的方向问题。
这就是毛泽东经过“审时度势”得出的结论。同时，我们由此也看出了张闻天、王稼祥与毛泽东在思想境界上的差距。
正当毛泽东进一步思索如何开好黎平会议的时候，贺子珍相继端来了两碗又热又香的辣椒炖鸡汤。毛泽东或许是过分集中思考问题了，也或许他认为这两碗鸡汤中有一碗是他的，另一碗是贺子珍的，总之，他忽而侧首望着窗外沉思，忽而又回过头来喝口鸡汤，有滋有味地嚼着辣椒，言不由衷地说着“好吃，好吃……”，对贺子珍悄悄地把自己碗中的鸡汤一勺一勺地盛到他的碗中，却没有注意到。等到他发觉鸡汤喝不完时才忙转过身来，再一看贺子珍已经坐在床上，非常幸福地在修补他那件毛衣。到这时，他才感到不对头了，忙指着桌上那个空碗，问道：
“子珍，你的鸡汤呢？”
“喝完了！”贺子珍连头也不抬地答说。
“又在说谎！我看是都跑到我的碗里来了。”毛泽东说罢端起自己还剩下的那半碗鸡汤，“子珍，为了我们就要出生的孩子，你也要把剩下的鸡汤喝下去！”
贺子珍一见毛泽东双手捧着半碗鸡汤的样子，心中遂生出了一种他人难以体味到的满足感。她急忙放下手中的毛衣，双手接过了那半碗鸡汤。
毛泽东看着贺子珍那微微隆起的腹部，他就像是所有的丈夫那样又忍不住地抚摸着妻子。忽然，他有些伤感地说：
“子珍，我躺在担架上，经常想起我们留在江西的那个可爱的儿子——小毛。有时，我在梦中还和他一块玩捉迷藏，真是耍得好高兴啊！”
“可我……”贺子珍却突然难过起来，声调凄楚地说，“可我经常梦见小毛被白军捉了去……”
毛泽东听后缓缓地合上了眼睛，近似自语地说道：“好端端的中央苏区和十万红军，还有我们可爱的小毛……全都被他们葬送掉了！”他突然把头一昂，用力挥拳掷向前方，愤然地说道：
“一定要打胜黎平这一仗！”
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了会议。“这次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在川黔边敌军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遗憾的是，这次黎平政治局会议没有留下记录，不知与会者的具体发言内容。所留下来的，只是大会主席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的发言比自己提前草拟的并提交大会通过的决议全面，遂决定以毛泽东的发言写成如下这份历史文献：《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中央政治局决定：
一、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二、根据于：
（甲）使我野战军于今后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
（乙）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顺利的环境，便利于彻底地粉碎五次“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之发展。
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
三、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四、政治局认为，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
五、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
一九三四、十二、十八
这次黎平会议的争论是激烈的。当大家一致同意上述决议并付诸表决的时候，博古又提出“在军事顾问李德因病缺席的情况下，通过这样的决议是不适宜的”，从而又挑起了一场争论。当时，张闻天就明确地表态：
“我提请博古同志注意，我们在黎平召开的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不是向李德同志个人负责的会议。”
博古也不甘示弱于人，遂又提出“李德是代表共产国际的，他如果不同意，谁对共产国际负责”的问题，这又激起了王稼祥的反对：
“请问：丢掉中央苏区，中央红军损失过半的责任，他李德负得起吗？”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博古严厉地质问道。
本来，毛泽东不准备和博古进行理论的。但是，博古操着这种口气发出了挑战，他就一定要应战：
“很简单：中国人的事，为什么要交给一个德国人来做主呢？”
“你毛泽东这是在明目张胆地反对共产国际！”
对于博古这种借势压人的做法，毛泽东是非常反感的。他在严肃地指出博古不顾中国的国情，不顾红军的具体情况，盲目地俯首听命于共产国际派来的连一句中国话都讲不通的军事顾问之后，又沉重地说道：
“就算他共产国际是如来佛，我毛泽东是孙猴子，在西天取经的路上，如来佛还是放手让孙猴子充分显示本领嘛！可这位李德呢，就被博古等同志奉若神明，他自己也摇身变成了包打天下的通天教主。结果，一败再败，几乎断送了中央红军！”
“你这是想从根本上否定党的军事路线！”
毛泽东原本不想涉及军事路线问题，但被博古这样一激，他还是说了这句话：“该否定的必须否定！”
对于这场关于红军战略方向的激烈争论，事后周恩来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用毛主席的意见。”
毛泽东等人与博古、李德这场争论，由于周恩来“决定采用毛主席的意见”，从而暂告一段落。
周恩来是一位考虑十分周全的政治家。黎平会议结束之后，他亲自和有关人士把黎平会议的决议译成俄文，约博古一道赶往李德的下榻处，一是看望生病的李德，再是向他通报黎平会议的有关决议。但是，当周恩来与博古就要走到李德住处的时候，突然从院中传来吵架的声音。用心一听，原来是李德操着德语大声地吼着，同时还有一位女性拼力地喊着“不！我不！我就是不……”周恩来惊愕地问道：
“博古同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对于李德的家事，博古由于各种原因不便启口。为了惜墨存真，还是由笔者先补述几句，然后再回答周恩来的问话。
李德进入中央苏区的时候，刚好是一位“正当成年的外国壮汉，当然地对异性怀有很大的兴趣”。在他的住所“独立屋子”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中国同志的妻子很漂亮，他“对这个年轻的妇女垂涎欲滴，想与她同枕共眠，他主动给她送礼”，不断去找她。那个女同志的丈夫见此情景找领导告状：“这太不像话了，得赶紧采取措施，不然就要出事了！”有关的领导不能不管，可又不能对这位洋大人严加管束，怎么办？他只好请求中央妇委会的负责人李坚贞帮忙。结果，李坚贞物色到一位身体健壮的女性——萧月华给李德尽妻子的义务。“李德其人不仅从不关心和尊重女方，反而无端地怀疑她偷拿或偷吃自己的东西，常常为此辱骂欺侮萧月华，加之两人在夫妻生活上很不协调，女方对李德只能从组织性和纪律性以至‘党性’来要求自己，实际上毫无感情。”简言之，这也算得上国际共运中的一大奇闻！
话再说回来，李德是不是因病不出席黎平会议呢？笔者认为不完全是。他是一位极权主义者，更不想让自己重蹈通道会议的覆辙。按照他的权欲逻辑：无论黎平会议作出什么样的决议，他仍然可以和博古一道行使最高“三人团”的指挥大权。换言之，就像是通道会议之后那样，继续指挥中央红军自黔东北出湘西，完成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这才是他不出席黎平会议的真实思想。
也正因为他是一位极权主义者，他躲在自己的住处仍然在猜测黎平会议的情况。当他想到毛泽东等人攻击他的战略思想或作出有利于毛泽东的决定的时候，他就像是一匹失去理智的豹子，把气全都撒在萧月华的身上。待到吃过晚饭又等了一段时间，仍不见有人前来向他通报黎平会议的精神，他就把自视在权欲上失去的东西，转化成一种野蛮的ing欲转嫁到萧月华的身上。萧处于那样的境遇，很自然地拒绝充当李德的泄欲工具。为此，他们之间就爆发了争吵。
也就是在这当口，萧月华披头散发，抱着冬装，边哭喊着边从大门跑出来，抬头一见是周恩来到了，喊了一声：“周副主席！救救我吧……”遂投进了周恩来的怀抱里失声地哭了。
这时，身穿短裤的李德冲出大门，不容分说，上去抓住萧月华的头发，操着华语大吼一声“回去！”强行把萧月华从周恩来的怀抱中拉走。
事也凑巧，前来关心李德疾病的毛泽东也赶到了门前，他一见此情景，大吼一声：“住手！”遂把李德给震住了。接着，他又走上前去，一把将萧月华拉到了自己的身边。
李德一见毛泽东那双喷吐着怒火的大眼，底气不足地说：
“毛！萧是我的。”
“不对！她首先是一位中国妇女、红军战士。”
恰好这时，博古又指出：“萧月华嫁给李德顾问是组织决定的。”这下可把毛泽东激怒了！他严厉地质问博古：
“这是哪家的组织决定？连普通的老百姓都知道，捆绑不是夫妻！为什么党的中央机关反而包办代替，把一个无辜的中国妇女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外国人呢？”
博古被问得无以为答，理屈地低下了头。接着，萧月华讲述了她和李德争吵的经过之后，毛泽东的民族自尊感的确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当他听李德一迭声说着“你管不着”的时候，他浑身哆嗦着说道：
“今天，我不仅要管，而且还要行使一下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权力！月华同志，穿好衣服，跟我走！”
李德望着毛泽东帮着萧月华穿完衣服大步走去的背影，一下子完全地傻了。似乎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逞强作威的人突然碰上不怕鬼者，也只有大眼瞪小眼的本事了！
周恩来一看火候到了，忙打圆场地说道：
“李德同志，你不是病了吗？穿得这样少，再冻坏了岂不病上加病？”
博古虽然觉得这突如其来的争吵很没意思，但当他再冷静一想，李德实在是做得太过分了！他为了抚平李德那愤然难平的心潮，也只好顺着周恩来的话茬说道：
“快回屋穿衣服吧！恩来同志还要向你传达黎平会议的决定呢！”
李德的临时住室中有一张八仙桌，四面各有一把太师椅，桌上放着一盏昏暗的马灯。总之，有些空凉之感。首先，周恩来用俄语向李德传达了黎平会议的出席人，接着又宣读了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全文。没想到话音一落，李德就一拍桌子大加反对：
“我不同意这个决定！我坚决反对毛的西出贵州的建议。我们三人必须坚持由黔东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路线！”
周恩来压着内心一触即发的怒火，非常严肃地说道：
“我必须提醒李德同志，这不仅仅是毛泽东同志的建议，这是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李德听后一怔，欲要发作，周恩来伸手示意请他静声，接着又说道：
“政治局会议还作出决定：撤销红八军团的建制，编入红五军团；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中革军委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陈云任政治委员。”
李德一听重新起用刘伯承同志，就更火上加油，并以质问的口气问道：
“为什么要重新重用刘伯承？我早就向你们说过了，他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
博古对李德的表现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他压着满肚子的火气或者说是委屈，很有情绪地说道：
“李德同志，你冷静些好不好？这是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
“那我们‘三人团’还起不起作用？还有没有最高的决定权？”
周恩来真是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了！他霍地站起身来，大声地说道：
“那也不能脱离政治局集体领导而独行其事！”
“不！不行！我坚决反对！”
“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周恩来可能是无法表达自己的愤怒情绪了，他竟然用力挥下了右手，重重地砸在了桌面上。他用力实在是过猛了，桌上的马灯被震得熄灭了，方才这间充满着争吵声的房间一下子黑了下来，静得连每个人的呼吸都听得一清二楚了。少顷，周恩来几乎是含着愤怒的泪水说道：
“你李德可以不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也可以批评我周恩来的立场，但是，绝不允许反对中央政治局的决议！”
博古无法忍耐这黑暗中的静寂，他擦着洋火把震熄的马灯又点着。他一看周恩来气得变了色的表情，遂低声地说了这句史有可查的话：
“恩来，不要理他。”
对于博古说的这句话，史家认为是博古对李德的信赖发生动摇的重要标志。但笔者认为：这是博古对李德这恶劣态度的一种回应更符合实际。
但是，无论是毛泽东与周恩来，还是博古与李德，等他们稍许平静之后，都会想到：“蒋介石将如何运作呢？……”
七
自打中央红军攻占湖南的通道之后，蒋介石就忙于调兵遣将，希冀在湘西实现他的“请君入瓮”的口袋阵。但出他所料的是，中央红军没有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相反，却突然挥师西指，直下贵州的黎平，这就打乱了他的军事部署。
蒋介石站在那幅标有各种符号的军事地图下边，痴痴地望着黔东山城黎平，暗自思索着中央红军下一步的去向。出黎平南下是广西的北部，那里到处是崇山峻岭，且桂系派有重兵把守。他微微地摇了摇头，遂排除了中央红军南下的可能。出黎平西进是贵州的腹地，也是贵州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贵阳的所在地，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这里绝不适合红军落脚与发展，因此他又暗自否定了这种可能。出黎平沿黔东北指，即是与湘西毗连处，也就是红二、六军团的根据地。他认为中央红军出通道袭占黎平，很可能是红军搞的声东击西。换言之，中央红军袭占黎平，示敌西进，等到蒋介石放弃在湘黔布好的口袋阵之后，再突然沿着黔东北上，在湘西实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目的。为此，他再次向何键、薛岳等重申了在湘黔交界张网以待、请君入瓮的战略，切勿中计。
对此，何键的内心是矛盾的。首先，他希望中央红军西出贵州，千万不要再折回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样一来，湖南地盘上只有湘西“闹红”，相对而言就比较好办一些。同时，他又担心蒋介石借故把他的嫡系部队调离湘境，脱离他的指挥，逐渐被蒋氏所蚕食。恰好这时，红二、六军团奉命策应西出贵州的中央红军，由湘西挥兵东指，已经兵临常德、桃源城下，并直接威胁益阳和长沙等市。他“一再电请蒋介石将第十九师李觉部、第十六师章亮基部、第六十二师陶广部调至湘西沅陵集结，布置进攻红二、六军团”；为防蒋氏猜忌，遂命令“其余湘军第十五、六十三、二十三、五十三等四个师由刘建绪率领跟踪追击”中央红军。接着，何键收到蒋介石重申在湘黔交界张网以待、请君入瓮的战略指示，遂借口“进剿”红二、六军团，于十二月十七日电令刘建绪增调两师。为向蒋介石说明增调两师的缘由，于十八日向蒋氏发了如下这则电文：
奉化、南京、南昌委员长蒋：
顷据罗旅长……各电及常德刘司令运乾、蔡县长大章连续电话报称：桃源于筱午被贺、萧股匪攻陷，罗旅被截断，两团长负伤，现匪围攻常城甚急，势难固守。等语。窃贺、萧乘虚进犯，职早引以为深虑。只以职辖部队正在专力进剿朱、毛大股……匪现乘我援兵未集，猛攻常城，若即进一步分兵扰我益阳、安化，则糜滥更大。职负地方重寄，事先明知其故，而力不从心，及情急势迫，则已误事机，顾此失彼，心痛至极。现一面飞电徐（源泉）总司令迅令在澧部队向临澧、鳌山夹击，一面令郭（汝栋）师已到长沙之两团及飞调十九师一部，与省会警备部队，兼程开常援剿，一面令陈渠珍师迅出大庸，断匪归路。到如何将该匪根本歼灭，并谋湘西之整理与巩固，俾免进剿之顾虑，容俟筹拟，呈候钧核，示遵。
蒋介石阅此电文，自然知道何键的真实用心，一是为了谨防中央红军的声西击北之计，再是为了整肃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他明令遵其所请。但是，由此使他更坚定了以刘（建绪）代何（键）治湘的决心。
蒋介石作为一代军事家，他绝不会把赌注下在一个方面。为此，在他安排好了坚守湘黔口袋阵之后，他又不得不考虑中央红军撤守黎平之后，突然向黔北进军——并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这时，他久已期望的“乘追堵红军的机会，完全掌握西南”的双管齐下计谋，再次浮现在脑海中。自然，第一个闪现在他眼前的实力派人物即是贵州省主席、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
王家烈是贵州桐梓县人，父亲是在乡设馆执教数十年的穷教书先生。他早年为出人头地，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在清末民初的军阀混战中由大兵逐级升迁，待到一九二二年才升为团长。在其同乡周西成出任贵州省省长兼第二十五军军长的时候，又晋升为师长。随着他的地位的改变，其政治野心越来越大，结果，他和顶头上司周西成的矛盾也就日趋尖锐。
这时，蒋介石为了吞并云贵两省的割据势力，巧妙地运用纵横之术，屡屡挑起贵州内部与滇黔两省之间的战争。就在周西成阵亡之后，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名义任命副军长毛光翔接替贵州省省长兼第二十五军军长之职，王出任副军长。不久，爆发了李宗仁、张发奎联合倒蒋的战争。蒋介石为削弱毛光翔的势力，特委任王家烈为国民军讨逆指挥官。从此，王与蒋发生关系，后因“剿共”卖力，深受蒋的赏识，当面夸奖他“剿共很有成绩”，赏与迫击炮十六门、子弹二十万发。而后，王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取毛光翔而自代，出任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因军界滋事，贵州爆发了争权夺利的内战。最后，王家烈虽在蒋介石的支持下重掌军政大权，但贵州的倒王军事集团并未诚服。原属毛光翔的几个师长仍各霸一方，各自为政。犹国才割据盘江八属，侯之担割据赤水、习水、绥阳等县，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各县。此时，王家烈的防区只能管辖黔南十几个县和黔东几个县。
这就是中央红军袭占黎平时的贵州情况。
从上述的经历可知，王家烈能成为贵州王是和蒋介石的支持分不开的。但是，王家烈独揽贵州军政大权之后，“唯我独尊，终日沉溺酒色，尽情享乐，昏庸度日，不理政事。他老婆万淑芬（铜仁县人）乘机干预军政，很快掌握了八个团的兵力，并往返于南京、两广之间，到处活动，大量安排万氏家族和同乡，形成铜仁系。这样，铜梓派与铜仁派之间互相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而王家烈不闻不问，致使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兵匪横行，税收多如牛毛，军队成了‘双枪兵’。”当时，人民作了两副对联讥讽王家烈的统治：
王纲随地（王指王家烈）
万恶滔天（万指万淑芬）
理讲诸公、狼公、狈公、饕餮公，公上加公。公心何在，公道何存，无非借公谋私利；
团防总局、饭局、赌局、洋烟局，局中设局。局内人甘，局外人苦，何日了局庆升平。
横额为：军阀万税。
对此，蒋介石是知道的，故一提起王家烈他就摇头，大有识错、用错人之慨！
但是，最令蒋介石伤心的是，王家烈掌黔政不久，他认为“犹国才、蒋在珍作乱，蒋介石不调他二人离开贵州”，是有意在他身边安的钉子，为保持在黔境的地位，“只好将贵州土产鸦片烟运出，通过两广换回武器补充。因此，王曾经同陈济棠、李宗仁订立三省互助联盟，暗中反蒋。后来，这个密约被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盗出去，向蒋告密”。为此，蒋介石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忘恩负义的王家烈轰下台！
时下，中央红军业已袭占贵州的黎平，王家烈被迫向桂、湘、滇发出《建议各军不分畛域“进剿”红军》通电，郑重指出：“唯是该匪乘虚突袭，事实不免百密一疏。除电请各友军不分畛域进剿，俾便联合早将该匪扑灭。”同时，他又于十二月十八日向蒋介石发出求援电：“查该匪号称十万，若今日久蔓延，不仅黔省被其**，恐川、湘及其他各省，亦同感危殆。除集中所部进剿堵截外，并恳中央飞令到湘各军，西移黔境；及桂省部队越境会剿，以期聚歼该匪，挽救黔难，无任感祷。”与此同时，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也致电蒋介石请命出兵，“追剿”入黔境的中央红军。
蒋介石看着这一份份电报，自然清楚他们各自的目的。他为了破坏陈济棠、李宗仁、王家烈暗中倒蒋的三角联盟，当即电令陈济棠原地待命，不可越境西进。李宗仁一看蒋氏已经洞悉请命出兵的宗旨，遂婉言辞谢王家烈所请，只派兵跟踪到黔桂边境交界处。这时，蒋介石已经暗中命令薛岳借“追剿”中央红军之名，以奇袭的方式占领贵阳，为王家烈下台奏响前奏曲。
但是，蒋介石深知薛岳所部欲想名正言顺地占领贵阳，必须在镇远一带发动围堵中央红军的战役，借红军向黔北进军之机，薛岳所部可突然挥师向西进军，这样就可出其不意地直下贵阳。为此，他收到王家烈求援电的当天——十二月十八日即给薛岳下达了“关于到镇远截击中央红军”的电令：
据报，现匪主力由黎平向剑河、榕江逃窜。黔军力弱，恐难防堵，希督励所属，克日迅由晃县、玉屏直趋镇远，以期一举歼灭。除电何（键）总司令知照外，希速照办具报。
蒋介石在定下突袭贵阳、逼迫王家烈倾全力与红军在黔境拼杀的一石二鸟之计后，他又把视线投到红军朝黔北进军的路线上。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由南而北走向的乌江，这是阻止红军的第一道天然屏障。他心里清楚：集湘桂及中央军之精华，都未能阻止红军抢渡湘江，仅仅靠战斗力极差的“双枪兵”——黔军想把红军挡在乌江以东，没有一点可能性。但是，如在乌江预设下堵截红军的战场，无论是对削弱中央红军的战斗力，还是对打击黔军的实力，都会起一定的作用。于是，他暗自定下乌江所谓防堵战。只要中央红军向乌江进发，他立即实施这一作战计划。
接着，他的视线又投向了黔北。这儿不仅是贫瘠落后的山地，而且还有赤水、习水等江河，向北流入黔川两省的分界线长江。如何阻止红军在此落脚，重建根据地呢？靠王家烈的黔军吗？他暗自做了否定的回答；靠薛岳的中央军吗？不仅地域、乡情对中央军不利，就说作战所需的供给线也太长，旷日持久，中央政府难以为继。怎么办？他很自然地想到了长江以北的川军。
诚如前文所述：蒋介石早有图川的计划，只是因为四川诸实力派反对，中央军一直被婉拒川境之外。时下，中央红军一旦在黔北难以立足，就一定会北渡长江，与徐向前所部红四方面军会合，借以求得在川境的发展。果然如斯，不仅薛岳所部九个师可以顺理成章地跟进四川，陈兵川陕交界的胡宗南所部也可借口进川。到那时，就自然而然地把割据多年的四川归入中央政府。为此，他召来了业已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询问有关的情况。
贺国光接任参谋团主任不久，遂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在选配班子的同时，起草参谋团的章程。仅就参谋团的缘起，他就斟酌再三，方写出如下这段令蒋介石满意的文字：
**祸国，业已八年，迭经国军围剿，将其主力袭破；迩来分股逃窜，势乘强弩之末；剿匪军事，已至最后阶段。就整个而言，消灭中国**，不成问题，可抱乐观；但就局部而言，徐匪——向前——盘踞川北；朱毛股匪，图窜川南；川省形势，颇趋严重。中央为促进剿匪成功起见，不得不侧重川局，此行营参谋团之所由设也。
参谋团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对四川剿匪作战上，运筹、指导、督察之特设机关；并负有督促、指导与剿匪攸关之政治设施之责任。……现中央为统一军权，集中力量，以便节制指挥起见，仍责成刘（湘）总司令负四川剿匪全责。并派本团入川，予以充分协助，明定赏罚，以资策励。此种赞助，无非使剿匪军事，进行顺利；至对于四川各军，一视同仁，抱定公平、诚恳度，毫无彼此厚薄之分。……
蒋介石在审定参谋团守则序言时，尤对“须知剿匪始可以救国，安内始足以攘外”这两句大表赞赏，认为贺国光深知领袖之由衷。但是，蒋介石今天却认为贺国光有点麻木不仁，未能猜出找他来的目的。为此，蒋不得不把话讲白：
“一、立即入川，要使川人——尤其是使你的同窗刘湘放心；二、要视黔北剿匪态势的发展，请刘湘派出精锐陈兵长江北岸，既可南出黔北之地协助‘围剿’，又可阻**北渡长江；三、密切注视徐向前所部的动向，切勿让其与朱毛所部会合。”
贺国光听后恍然大悟：蒋介石在追堵中央红军这盘大棋上，已经先于滇川黔实力派走出了数步一箭双雕的好棋。对此，他深为敬佩。最后，他有些诚惶诚恐地说：
“请委座放心，我一定会全面贯彻您的旨意，完成您的构想。”
蒋介石满意地点了点头，遂又以考察的口吻问道：
“贺主任，我下一步该走哪个棋子？”
贺国光一听这口气，知蒋是有意在考问他。往常，他会利用自己的聪明，让蒋再大显一次领袖的高明。但是，他今天却认为蒋考他的目的，是看他入川后能否完成托付，故大着胆子答说：
“现**出黎平向黔北方向前进，应该命王家烈派黔军陈兵乌江西岸，阻**渡过乌江向黔北发展。”（未完待续）